2月23日下午，万科召开了2018年的首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两项议案，其中备受关注的是对公司董事和监事薪资策略的调整（以下简称《薪资议案》）。
《薪资议案》公布于2月13日，核心的内容在于，万科披露了董事局主席和总裁的收入构成，包含年度即时现金薪资和经济收益奖金部分，同时披露了2014~2016年董事局主席（王石）、总裁（郁亮）的即时现金薪资，更初次披露了自2010~2015年的董事局主席（王石）获得的经济收益奖金年功积分的分配比率。
让万科管理层吃惊、公众瞠目的是，2月22日公众号大摩财经发表文章，直指在过去七年间，王石通过即时现金薪资、经济收益奖金与职员持股计划，获益超越10亿元。
是否真的？当然不是真的！在今日的临时股东大会上，万科高级副总裁谭华杰表示。
万科的经济收益奖金规范起始于2010年，本是一种正常的职员勉励政策，其主要特点在于使用了企业的经济收益作为考核指标，并且推行三年递延政策，递延期内的经济收益奖金只能作为集体奖金留存。
基于奖金留存，万科管理层与公司进行营业额对赌，如经济收益为负数，则集体奖金将按比率返回公司。
这项规范一直是万科人的骄傲，他们觉得这是万科在现代企业管理规范上的进一步探索，是具备中国特点的职员勉励规范。
但因为两点，万科的经济收益奖金规范曾遭到广泛质疑。
其一是质疑万科历年来虽然披露了经济收益奖金的总额，却没具体到高管个人。
其二是，2014年初，在经济收益奖金规范的基础上，万科打造了事业合作伙伴规范，包含通过资管计划一同持有万科的股票。
不久后，13.75亿元经济收益奖金被用于持股万科，比率为4.49%，即金鹏资管计划。
同样是2016年，当时的大股东宝能直接以公告的形式，指出公司董事、监事在该规范中可以获得的报酬及获得该等报酬的依据，董事会从未向投资者披露过，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需求，并以此作为罢免王石、郁亮等董事会成员的原因。
王石炒股赚了8.3亿？王石7年获益10亿？大摩财经在文章标题中用了问号。
但在文章中，该公众号详细列明了这个他们总结的，支撑这个结论的论据，搜集论据的过程显然花了不小的力气，但万科管理层指出，大摩财经搞错了。
在大摩财经推导出的10亿收益中，大头来自通过职员持股计划获得的股票收益，其称王石的这部分收益达到了8.3亿元。
计算收益需要两个数据，一是本金，二是回报率。
大摩财经计算，代表万科管理层的资管计划国信金鹏分级1号持有4.49%万科A股份，刚开始实质出资仅13.66亿，现在市值186亿元，万科管理层获得高达13倍的投资回报。
王石2014年-2016年三年的经济收益奖金之和均为6447万元，这类奖金全部封闭用于资管计划的自有资金，高达13倍的回报率意味着，王石的收益达到了8.3亿元，且不包括2017年的经济收益分配及投资回报。
但记者获悉的状况却非这样，上述持股计划的本金大概14亿，负债大概36亿，四年的总利息大约11.5亿（在计算本钱时只能算一半，由于有的利息是后付的，等于自己全周期平均投入了5.5亿），根据2月22日的收盘价33.7元计算，最后的累积回报率是（166-36）/(14+5.5）-1=5.67倍。
大摩财经更大的失误在于，将它估算的2014~2016年三年的经济收益奖金（合计约28亿），作为计算收益的起点，但事实上，万科合作伙伴持股计划购买股票的时间起于2014年5月，终止于2015年1月，其后再无增持行为，其动用的起始本金也只不过万科管理层留存的2010~2013年经济收益奖金（合计约14亿），整整高估了一倍。
本金高估一倍，收益倍数高估一倍，那所谓8.3亿，实质被高估了整整四倍。
谭华杰在股东大会上表示，但他同时强调两点，第一，即便这两个亿，也不可能理解为王石从万科获得的收入，由于这是股价上涨带来的浮盈，和其他股东持有股票获得浮盈没任何不同。
第二，王石不可能直接获得这两个亿。
因为万科合作伙伴并不直接持有万科股票，更不可能通过合作伙伴持股计划在二级市场抛售我们的股票，相应股票只能继续留存，前面的人即便要退出，也不可能根据二级市场的价格来套现，只可能大优惠扣，让后面的人来接盘。
所以实质能兑现的收入，将会明显低于其名义市值。
所以王石真的从万科获得的收入，也就是每年的即时薪资，加上经济收益奖金兑现后的本金部分。
根据大摩财经的估算，7年税前合计一个多亿，每年平均约2000万，还不到另一家房产企业CEO年薪的十分之一。
作为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开创者，最后拿回去这么点钱，你感觉多嘛？一位企业界人士在会后问记者。
合作伙伴持股计划没方法的方法在万宝之争中，万科合作伙伴持股计划起到了肯定的防守用途，但因为持股比率不高，没起到决定性用途。
但在2014年，万科股权事件并未爆发，万科的管理层为何要选在那个时间点来买万科股票？在2015年1月之后，这个持股计划为什么没进一步扩大阵地？由于万科管理层买股票，初衷就不是为了占有企业的股权。
据记者知道，2014年初，万科股价低迷，大概只有6元，但事实上2013年万科获得了很好的营业额。
因为当时万科的股东中，机构投资者占了大多数，重仓万科的基金遭到重创，而公司也相应感到非常大的重压，投资者期望公司采取适合的手段来提振市场信心。
同时，万科正在B转H股的重点时点上，有关工作已经完成了90%，只差临门一脚。
在有关转股策略中，B股股东获有现金选择权，行权价格约10元，与A股股价形成巨大差异，假如公司股价不涨，相信会有大量B股股东选择行使现金选择权。
而一旦选择行权的B股股东超越三分之一，则此次B转H股计划会立刻终止。
可供万科方面选择的策略不多，无非放利好、高送转、大股东增持，管理层增持四种。
前两种是公司不想选的，只剩后两种。
记者获悉，当时万科方面也向当时的第一大股东华润求助了，华润也确实进行了增持，可惜不多，不足以对大势产生影响。
那样只有最后一条路了，在2013年年报公布后3天，时任万科CEO的郁亮宣布，将个人在2013年的全部收入用于购买万科股票。
但郁亮能有多少钱？最后也只买了100万股，而万科的总股本可是110亿股。
郁亮当时的增持行为确实在短期内让市场开心了一下，但非常快投资者就了解了，这不过是杯水车薪。
那样就大伙一块买吧，同样的问题来了，郁亮没钱，其他管理层就有钱吗？当时大伙手中最大的一笔钱，正是作为集体奖金留存的，2010~2013年的经济收益奖金，总额约14亿元，就拿这笔钱去买吧。
万科的事业合作伙伴规范应运而生，超越1300名万科管理层成为合作伙伴。
郁亮在内部进行了讲话，题目为《最好的投资，是投资大家我们的事业》。
目前看来，这个事业合作伙伴规范当然有不少优越性，它将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高度捆绑在一块，让每一个合作伙伴的个人财富，伴随企业的飞速发展而增长。
但记者获悉，在2014年，合作伙伴持股计划在万科内部，事实上是有非常大的反弹的，大伙都了解，这笔钱假如不拿去买股票，最多三年就会发给个人，但拿去买股票了呢？且不说股价未必会涨，即便涨了，作为公司管理层，也不可能去二级市场抛售股票。
买股票的时候，说大家对公司有信心，那卖股票，人家会如何说？一位曾和记者聊起过事业合伙的万科职员如此说，他还开玩笑说：当时要搞无记名投票，十有八九通不过。
事实也确实这样，2014年发起合作伙伴持股计划时，所有合作伙伴在2014年之前获得的经济收益奖金，兑现期被延长到了2017年，2014年获得部分则封闭至2018年。
另外，因为2014年之前的全部集体奖金都被用于买股票了，并且还使用了筹资杠杆，万科经济收益奖金资金池的新鲜血液只能靠2014年之后的集体奖金，并且这部分钱还要逐年偿还合作伙伴持股计划的筹资利息。
但现实的问题是，被递延到2017年的那部分奖金和收益不能不发了，其中超越50%的积分是中层和基层骨干职员持有，并且还有不少人已经辞职，或者退休，大伙都等着钱花呢。
2016年，万科合作伙伴大会实行委员会进行了测算，发现到2017年，集体奖金资金池的钱根本不够给大伙分，于是公司一线总经理以上高管第三赞同递延我们的奖金兑现期限，兑现期被延长到了2024年。
据记者知道，自2011年开始，万科一线总经理以上高管，就没拿过一分经济收益奖金。
2014年~2015年，不少中高层出走万科，其中一部分人确实是由于，了解这笔钱投进来就非常难拿回来了。
合作伙伴持股计划，曾在内部承受了非常大的重压，所以自2015年1月之后，就再也没增持过万科的股票。
当然从后续延长封闭期等事件来看，资金池也没钱了。
从EVA考核衍生而来的EP奖金规范除去合作伙伴持股计划，万科的经济收益奖金规范同样遭到了广泛的关注，不少人对这项规范不甚理解，甚至将它简单的理解为与净收益挂钩的奖金。
在大摩财经的文章中，即列明了万科2010~2015年，经济收益奖金与归是上市公司股东的净收益之间的比率关系，并以此推算出2016年万科计提的经济收益奖金总额。
但据记者知道，经济收益奖金与归是上市公司股东的净收益之间，并不是直接的比率关系。
经济收益奖金规范的由来，源于被国资委主张的经济增加（EVA）考核体系，EVA这个定义最早由思腾思特公司公司提出，万科考虑到常识产权问题，便以经济收益（EP）作为考核指标。
EP和EVA的核心理念相同，即考核企业的真实营业额，不只要考虑筹资本钱，也要考虑资本的机会本钱。
据记者知道，国有企业的资本本钱较低，一般在4~5%左右，而万科使用的是实质发生的社会资本机会本钱，一般在9~10%左右。
2010年，万科初次推出了经济收益奖金规范，并规定经济收益奖金总额根据年度经济收益的10%进行计提。
谭华杰强调，经济收益奖金并不是是凭空多出来的一部分奖金，而是将之前的销售奖和年终奖砍掉了一部分，替代出来的一种奖金。
这种替代的背景在于，2008年之后，万科舍弃了过去规模速度型增长模式，要向水平效益型增长转变。
而要达成后者，意味着要更关注经营水平，更看重为股东创造收益的能力，在财务维度上，最主要的指标是股东回报水平，也就是ROE。
而经济收益奖金规范的核心考核指标就是ROE，企业的ROE水平达到社会75百分位，是总奖金包金额不变的平衡线，只有超越这个水平，管理层才可能较之前多拿奖金。
同时，经济收益奖金实行对称双向调节，也可以说是管理层与公司进行的营业额对赌，一旦公司经济收益出现负数，管理层同样按10%的比率偿还公司，即若企业的经济收益为-10亿元，则管理层需要向公司偿还1亿元。
当然，钱发给职员容易，从职员手上收回来就比较难了。
所以万科在设计经济收益奖金规范时，使用了递延机制，这项机制历程了几次更改。
刚开始，计提的奖金不可以全部立刻发放，而是进入一个奖金池，每年最多只能发放奖金池总金额的40%。
2012年开始，所有高管的全部EP奖金和所有中高层奖励对象的部分EP奖金不再当期发放，作为集体奖金统一递延三年。
2014年进一步强化了递延机制，取消了即期发放的个人奖，所有EP奖金全部作为集体奖金，需递延3年后才能发放。
这类奖金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资金池，部分用于购买万科股票，部分留存下来，用于后续利息的支付、到期奖金的兑现。
作为万科经济收益奖金规范的主要设计人之一，谭华杰很骄傲的一点是，设计出了年功积分规范。
所谓年功积分，即当期给职员发放的不是现金，而是年功积分，年功积分总额作为分母，与作为分子的经济收益奖金总额相对应。
比如，2亿元奖金，对应1亿分，则每分对应2元钱。
那样为何不直接对奖金进行确权呢？由于万科考虑到了各种状况。
比如，假如有职员辞职，根据合作伙伴之间的约定，要扣除三年经济收益奖金，那样他扣除的奖金要发给别的人就比较复杂了，但假如只不过把他的积分给扣掉，降低分母就比较简单了。
还有一种状况，假如有年度经济收益为负，则集体奖金池会降低，但一些表现优秀的职员仍然需要勉励，这个时候发积分就比较便捷了，这等于摊薄了别的人的收益，但能起到正面的勉励成效。
当然还有不少其他状况，会干扰年功积分的总额。
因此，每分积分对应的奖金数目，在确权之前都是波动的，并且每一个人获得的积分数目也会依据各种状况而浮动，这也会干扰最后的奖金数额。
正是因为上述不确定性，在对经济收益奖金进行确权之前，都非常难明确每一个管理层到底拿了多少经济收益奖金。
谭华杰表示，也正是因为这个缘由，万科一直没披露王石、郁亮等人这部分的收入。
据记者知道，因为年功积分规范设计过于精巧，不少人，甚至是监管机构都表示过看不明白。
万科改选后的董事会意识到，这项规范虽好，但要花非常大的精力和时间向外面讲解，太麻烦了。
2017年，万科董事会决定，取消年功积分规范，将来各年直接向个人确权其获得的年度经济收益奖金。
所以，大家在《薪资议案》中看到，2010年~2016年间，董事局主席获得的是年功积分分配比率，而自2017年度开始，改变为直接的年度经济收益奖金分配比率，现为1.8~2.2%。
但记者获悉，经济收益奖金规范的核心将不会改变，包含递延政策和对称双向调节规范。
它仍将在万科，继续起到管理层和公司之间的强纽带用途。
现在全球最早进的企业管理技术在硅谷，万科非常重要的角逐对手在硅谷。
谭华杰在股东大会上表示。
